表面看來總是冷漠，執事態度總是不講任何情面的人，內心底也許仍然存有人性最根本的良善。以生命熱愛藝術的演員，擁有著愛人給予她世界上最多最深刻的愛，卻可能在受現實壓迫之際背叛了他的愛人，甚至出賣自己的靈魂。人性究竟是堅韌還是脆弱呢？或者，我們無從基此定義人性的本質，卻也難以否認，我們對人性可能的過度高估甚至輕易誤解。然而，在受壓迫者與加害者之間，如何可能有合理的平等的地位，來比較其展現的人性之優劣呢？
片名《Das Leben der Anderen》意即別人的生活，這的確是一部時代背景為宛如“白色恐怖”──那個政治迫害思想的東德時期，有趣的是，主角不是受監控竊聽的受迫者，卻是負責監控他人的執法者。以這位一絲不茍為黨為其專業而活的秘密警察衛斯勒的角度，觀眾們彷彿也立於秘密警察一方，共同欣賞一幕幕被監控卻不自知的人們，如何在自我認同與他者凝視間的矛盾下生存。也許在這過程之中我們無法不感受到壓迫者的痛苦與無奈，但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劇中身為執法者主角的心境。讓我們試著回想，他的神情與言語也許不若受迫者憤慨激昂，但他所為的一切──不惜冒著受思想迫害的風險決意違背其職責，竟只為保全了他人的理想與生存意義，此等決心與意念卻不亞於受迫者，更有甚者，在他因此付出無法挽回的代價之後，仍感到欣慰並且甘之如飴。
衛斯勒骨子底或許是個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從一絲不茍的專業態度的認知裡，僅有定罪及無罪的區別，卻在開始竊聽劇作家吉歐德瑞曼的私生活後有了極大的轉變。有別於他以往接觸的人們──僅求生存而順從壓迫(鄰居)、求一己私欲而不問是非(古畢玆)、為理念與自我而不顧一切(豪瑟)，德瑞曼則是更壓抑且複雜的，他的表面服從掩飾不了在創作中散發的個人理想與情感，他的內心底仍是個不願屈就於現實的藝術家。然而我們不應認為，相較於衛斯勒所遇過的人們，吉歐德瑞曼的品格情操更為高尚，由於在整部影片中的德瑞曼對自己受到監控毫不知情，故他那較為真切的行為也才能夠忠實地呈現在觀眾的面前。而在一次試探之下，衛斯勒從德瑞曼身上發現了人性不是只有非黑即白般的那樣可以分析計算，愛也不是只有妒忌與佔有，人在受壓迫之下所能作為的也並不是只有憎憤與傷害，正如在他凝視之下的女人克莉斯塔西蘭，卻是藝術而非性感肉慾。那一個擁抱稍稍撫慰了受辱的西蘭，也深深地觸動了衛斯勒原先冷漠無情的心。
透過衛斯勒，這些被凝視(監聽)者的內心糾葛卻更為深切，劇情因角色間立場之對立差異而有了多面向的問題切入點，最令我在意的是──於現實與理想有所衝突下的我們，自我認同如何可能?進一步地問，凝視與被凝視之間，自我認同如何形成?然而這兩個並不是完全一樣的問題，不可否認地，都是非常大的問題。而就本劇而言卻能讓我們發現，「自我」並不是一個能夠遺世而獨立形成的，人性也並非我們想像之中那麼容易地理解。衛斯勒在酒吧裡對西蘭以其戲迷的立場，試圖喚起西蘭對身為一演員的價值重視，成功地阻止她為保全其演出的機會而屈服於部長淫威之下。但是兩人再次見面之時，卻是西蘭被補，衛斯勒也不再是喜愛她的熱情影迷，而是不得不依上司命令盡其職責的秘密警察，以她的演出機會為要脅，逼她供出德瑞曼的罪行。質問之中衛斯勒卻在對話中強調“妳的影迷”，似乎仍不放棄激勵西蘭可能不畏權威而能堅守自我的情操，僅管如此西蘭最後仍是認罪了，並以供出德瑞曼的罪行作為換取自由身的條件。我們難以否認，衛斯勒是難以體會西蘭當下的立場與內心的掙扎的，而選擇卻總是一瞬間的決定，我們又如何在每個不同境遇的當下，作出完美且並且忠於自我的選擇?但是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容我提醒各位別忘記先思考──「自我認同」又是如何形成？
我不禁想起劇中豪瑟所說的一段話：「如果你真的能適應任何環境，你就沒資格當人。」但是如果我們不能適應環境，又該如何生存？若不以嚴格邏輯去深究的話，他的意思是在於強調忠於自我，而不應處處迎合環境，輕易被環境所左右。不過，似乎又回到了最根本的問題，什麼是「自我」呢？
那麼，適應環境是不是一種媚俗(Kitsch)？我認為這是很值得討論的問題，在小說中提出這個詞的作家米蘭昆德拉解釋，媚俗它指不擇手段去討好大多數人的心態和做法。首先確認大眾喜歡聽什麼，再把自己放到這個既定的模式思潮之中，再把這種有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麗的語言和感情把它喬裝打扮，甚至連自己都會為這種平庸的思想和感情落淚。所以媚俗極可能是一種，追尋著連自己都不太明白最終在追尋什麼的心態，因為只需盲目地跟隨著整個大環境就可以了。不過適應環境未必是一種媚俗，媚俗是須為此不知為何的行為而感動地崇拜。或許，人性之美在於其不易相契妥協之獨特性，沒有完全相同的人們，沒有絕對完美的性格，這種不完美之處，正是人性最獨特、不可取代之處。劇中拒絕向威權妥協的豪瑟，他努力活出這樣的自我，然而似乎不難想像，他的「自我」卻也是依附著如此不人道之威權，才能有所發光發熱，試想，如果失去了這一個相對的反對客體，他的「自我」是否又有所不同？
我想，相較於其他影評，本文這部片的觀察角度也許有些不同，是因為我一直都不認為主角保全被監控者的行為僅僅是出自於人性良善的一面，我個人深信，人性中的善與惡是無法各自獨立地存在的，也不足以作為評價人格之優劣。衛斯勒如此作為在我解讀不見得是所謂的“良心發現”，首先，時代性的對與錯絕非當下即得以釐清，其次，將自我置於險境難謂僅出自無私無我的動機，仍不脫目的在於成就自我的可能。對我而言唯一合理的解釋是，衛斯勒極力保全德瑞曼的人生舞台之所以甘之如飴，是因為他為德瑞曼對理想的信念及對伴侶的包容所感動，因而跳脫過往對人性僅有公式性判斷的認知，為促使自己所認同的一切得以保全，而背棄當下社會所賦予的身份立場(執法者的立場)，因此，衛斯勒不僅保全了他人，也成就了自己，因為這個保全他人理想的目的，不能沒有他的參與，這也是他當下所追尋的自我認同意義。
最後再試著提出一個問題，形成迫害的本質為何？所謂悲劇，究竟是不是僅僅是迫害者單方面向所能左右的結果？
(原文發表於January 25, 200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