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案至今已經18年了。
不願出庭的證人
這次開庭除了勘驗當年起訴檢察官崔紀鎮偵訊時的錄音帶以外，更再次傳喚當年承辦此案的警員張中政，這名警員從蘇案發展至今已被傳喚多次，未有一次到庭，這次也不例外。理論上，警員張中政是直接承辦此案之人，對被告所爭執的刑求不法訊問事實、筆錄製作有最直接的了解，其親自到庭陳述並接受詰問，有助於真相的發現，也能使法官獲得較正確的心證。
證人有到庭作證的義務，經合法傳喚不到庭得拘提其強制到庭，但在審判中，必須由法官簽發拘票。為什麼審理蘇案的法官沒有一次在張中政傳喚不到時，依法拘提他到案？很可能法官認為沒有必要傳喚，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就被告所提出的刑求、不法訊問的主張，法官已經獲得正確毫無懷疑餘地的心證？
證據說了什麼？
那麼就讓證據說話吧！除了已經證實被警察栽贓的24元硬幣，僅有的證據只剩下沒有任何指紋的菜刀一把、假設開山刀有存在為前提的法醫報告、李昌鈺按數張照片的現場重建報告，再加上與警訊筆錄多處不符的錄音帶，還有最初的警訊筆錄譯文、自白書。
而這次開庭由於證人不到庭，僅有播放錄音帶。法官與律師手上都有在更審程序已重新整理過的錄音帶譯文，而已經呈現的事實是，譯文內容與錄音帶有許多不符、斷章取義之處，參與製作的警員不出庭，曾經出庭的警員又推說忘記了，讓我們不禁懷疑，法官於此該如何獲得正確的心證？
錄音帶不是連續的，是斷斷續續的，在冗長的播放過程，耳邊傳來多是崔紀鎮檢察官動之以情、曉以大義的演說。只見被告嗯、對、喔的短促附和，或是沉默。值得注意的是，這三人在見到崔紀鎮檢察官之前，已經接受不眠不休地警方訊問、控制整整超過33小時，甚至有被刑求的可能性。沒有錄音、沒有錄影，在已知的證據當中，沒有人真正知道當時警察到底做了什麼，但已知的是，違法羈押、疲勞訊問。而在這樣的情境下，自白卻成了認定有罪的唯一證據。
就人性的角度而言？
當天錄音帶播放至某個段落，審判長會稍作停止，讓兩造雙方發表意見。而那天公訴檢察官提出了或許是反應許多人心裡的意見：「原則上我沒有意見，但就人性的角度來看呢，不是你做的事情，一定會堅持否認到底嘛！」這話聽起來很有道理，只是諷刺的是，這話出自於一位「只負責出庭」的公訴檢察官。在下一段的律師答辯裡，特別指出錄音帶中劉秉郎總共說了十九次沒有，但是真正被記在警訊筆錄上卻只有短短一句話。當時的蘇友辰律師說：「以人性的角度而言，問一個人他到底有沒有犯罪，他說了十九次沒有，那麼我們是不是也可以相信他真的沒有呢？」
試想，十九次否認，與一句否認的話，會讓人分別產生什麼樣的感受？而當年的有罪判決，就是僅僅依據這樣的警訊筆錄所做的判決。
不是已經承認了嗎？為什麼還要再調查其他證據？試想，如果犯人的自白就可以當作認定事實的唯一證據，不用其他證據加以補強，也不用主動任何調查，執法人員難道不會不輒手段地取得自白嗎？只因為屍體是鐵證，到底是誰做的不重要，只要有願意承認的人去負責就可以，這是我們想要的正義嗎？我想起電影《陌生的孩子/Changeling》所拍攝的真實案件中，社會大眾樂見警方終於破案、孩子終於回到了母親身邊，但看看事情背後的真相，誰又在乎這個孩子是不是她真的孩子，警方迅速破案又是不是假象？
翻開刑事訴訟法的立法沿革，也可以看到一部份相當驚人的司法黑暗史。在民國86年12月19日以前，偵查中的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可以被警察或是檢察官拘留超過24小時，也不用告知得選任辯護人及得行使緘默權。在民國87年1月27日以前，偵訊時不必連續錄音，也沒有規範筆錄與錄音帶不符時的法律效果，而至今仍未規範「沒有踐行錄音程序」的法律效果。
後記
許多人不理解的是，在國家所掌控的司法體制之下，每個經過包裝的正義背後，有多少絲毫不得馬虎的程序，稍有一閃失就可能將無辜之人羅織入罪。回想此次開庭，最初蘇建和向法官提出與證人一同進行測謊的要求，法官卻指責被告在準備程序就應該先提出，檢察官更以進行測謊程序繁瑣費時而反對。在公權力如此傲慢的態度之下，小小市民又有多少能耐對抗？
當天被告辯護律師們各各不遺餘力地提出主張，坐在對面的公訴檢察官只是一再重覆：「沒有意見。」，然後坐下來摳摳自己的指甲，這一冷一熱之間形成相當強烈的對比。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有顧立雄律師，不只是因為他本人跟電視上一模一樣，而是他的答辨內容特別精簡卻切中要點，但在他那從容神情姿態底下卻散發出一股詭譎的氣氛，可以讓人引用一句話作為結論：「無需多言，只因我們已說得太多。」
